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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未开,不宜共和
民智未开不宜共和的意思是老百姓的思想还不开化，不适宜实行共和制度。民智未开不宜共和是说国民愚昧无知，思想僵化禁锢，不宜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保皇派保守派维护封建制度的遮羞布，历来好多的统治者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比较好管理，是中央高度集权制。
戊戌变法为什么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理解
维新派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的一些做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商榷和推敲。可以说，他们对民众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是其变法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变法失败不久，梁启超回顾整个过程说，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理由是中国数千年的陋习未改，民智未开，骤然给予权力，难以行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对民众力量的忽视和认识不清。
在对待民众参政的问题上，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里有一段比较“精辟”的回答。他称之所以反对中国开议院（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运动的主流派都主张“尊君权”，“以君权雷厉风行”变法，拒绝开议院），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民众的“民智”低下。他说，“民智”的基础在于建立学校，而学校和议会的关系是相联系、相始终的。“故学校未成，知识未开，遂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学校既成，知识既开，而犹禁议会者，害治之势也。夫议会之终不能禁，犹学校之必不能废也”【5】又说，日本国势大振，能够与西方国家改订条约，恢复本国的自主权力，发扬民权，收效神速！“然，必自大开民智始。民智不开，遂用民权，则举国聋声，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故立国必以议院为本，议院又必以学校为本。”【6】两段话看来都是强调开议院、兴民权，但又都是和当时民众的教育水平联在一起，或混为一谈，并由此推断出教育不发达，讲民权不但无益反而是“取乱之道”。对民众的鄙视可见一斑，更因此劝光绪切不可操之过急。中国“民智未开，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而遂使之议政。适增其阻挠而已。令府州县开之，以奉宣德意、通达下情则可。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会，吾今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7】走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政体的维新派其根本目标就是开议会、行宪法，但其主要领导人在这点上不但没有坚持走群众路线、积极到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救亡图存的抱负，从群众中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反而借口“民智未开”，有意拉大自己和民众运动之间的距离，抬高自己的同时却丧失了来自民间那股巨大的力量源泉，这不能不说是维新派在处理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时候的一着败棋。后来的历史表明，决定了中国改革或革命最终成败与否的决定性力量都源于民间，这不能不说是对维新派忽视群众力量在变法过程中的作用的一个巨大的讽刺。
民智未开是什么意思
一切变革都成奢谈。在列强侵略，军阀混战的年代，林白水认为民智未启，一切变革都成奢谈，而要启迪民智，首先要用老百姓都看得懂的白话办报。
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的内容和意义
一、内容：
1、要不要革命。
保皇派认为清政府实行的是“仁政”，今天的政府仅是“太后、荣禄一等人之罪”。中国只能行君主立宪，不能用暴力行民主共和。
革命派批驳了保皇派的种种谬论，指出清政府投降卖国，已经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只有唤起民众，推翻清政府及其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才能救中国，坚持暴力革命的思想。
2、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
保皇派认为中国人民“民智未开”，中国不是“政府恶劣”，而是“国民恶劣”。在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
革命派认为不是民智未开，而是民智大开。要开“民智”，必以革命开导之。“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要求自由、平等、博爱及民主共和的思想，是世界人民也是中国人民普遍的要求，只要推翻了清朝政府，中国必然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
3、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
保皇派对平均地权大肆攻击。革命派指出地主依靠土地，徒手坐食，不给社会生利反而分利，不利于社会发展。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制，才能解决“贫富悬隔”之害，才能发展生产，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1907年8月，《新民丛报》被迫宣布停刊。革命派获得胜利，使革命思想盛行于中国，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二、意义：
论战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经过这场大论战，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
扩展资料：
同盟会的《民报》和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之双方论战：
用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民报》，迅速占有了进步舆论的中心领导地位，大受海内外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惊惧于思想界权威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向同盟会提出的革命纲领发难，阻遏革命思想的传播。
对于改良派的进攻，革命派予以有力的回击。因此，革命与改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对立更加尖锐。 1905至1907年间，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论战达到了高潮。特别是，1906年4月18日，《民报》第3号以号外形式公布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
全面揭示了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原则分歧。这次论战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仅见的。
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的主要喉舌《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两派在新加波、檀香山、旧金山、香港等地的报纸也都投入了这场斗争。
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方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围绕“三民主义”进行的，即要不要“反满”和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政治革命的目标应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以及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等三大问题。
这场激动人心的大辩论以革命派的胜利告终。论争的实质是用什么手段、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其中，是颠覆还是保留现有政权的争论吸引了绝大部分的注意力。
当时虽然大多数人并不真正懂得民主共和的内容，但通过论战，反满——革命——建立共和国，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同一链条上紧密相联的几个环节，极大地推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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